2024年3月6日上午，北京友谊宾馆，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环境资源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欧青平与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启文交流。
作为连任的老委员，张兴赢明显感觉到，与上一届在农业界别的体验不同，新界别将一群同样关心环境资源领域的人聚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产生了更多共同语言。
新界别设立这两年，在两会期间一场小组会上讨论过后，张兴赢听到作为组长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开玩笑地说，“这个提案提交之后也是我们几家部委办理，我看我们现场都把问题和解决思路讨论得很清楚了，现场就（完成）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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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责任编辑｜钱炜
2024年9月6日晚上10点43分，正在广西生态环境厅挂职副厅长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是与他同在全国政协环境资源界别任委员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东进。当晚，一场从菲律宾东部生成的台风“摩羯”在深夜逼近海南。汪东进在电话里告诉他，海南周边的南海海域上，分布着一批油气开采站，“如果台风正面袭击海上采油站，损失会非常大”。
汪东进提出，希望能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微信小程序上，原来每个小时更新一次的风云气象卫星的台风监测数据，提高到每分钟动态更新一次，以便及时指挥海上作业平台是否需要临时漂移离开台风影响范围，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张兴赢紧急调度后，这一诉求在半小时内得到了解决。
202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新增环境资源界时，张兴赢成为该界别的首届委员。作为全国政协最年轻的界别，环境资源界的总人数位列34个界别的第九位，85人中有四成以上是环境资源领域的党政干部，三成以上是专家学者，还有近两成是能源化工领域企业负责人。尽管人员来源多样，但都具有环境资源背景。
“以前在农业界别时，因为同组的委员大都是来自农业领域，我自己关心的大气污染、碳排放等环境问题，在同组委员之间不容易产生更深层次的讨论。”作为连任的老委员，张兴赢明显感觉到，与上一届在农业界别的体验不同，新界别将一群同样关心环境资源领域的人聚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产生了更多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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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0余件到600余件
提交3件提案，参加2次全体会议、1次专委会会议、1次对口协商会、2次视察考察……张兴赢过去一年履职的详细情况，一桩一件都能在手机App上清楚查到。
这是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专门开发的一款软件，纯蓝的边框，界面设置与市面上常用的办公软件别无二致。
春节前，距离2025年两会召开还有一个多月，张兴赢就在手机App上提交了自己准备的三项提案，又仔细研究了自己上一年提案的落实情况。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引发健康风险”就是他去年提交的提案之一，系统显示，这项提案获得了其他4位委员的主动联名。对张兴赢来说，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是新课题。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关问题都没有进入大众视野。
张兴赢还记得，2021年“7·20”郑州暴雨的前一年，他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过一项关于谨防气候变化引发巨灾风险的提案，当时未收到太多关注。直到第二年暴雨发生后，“很多媒体专门来回访我，问我为什么能有前瞻性的提案和建议”，张兴赢将这一切归为“专业”。
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童金南的话说，政协的工作就是“但求说的对，不求说了算”。
以江滩治理为例，童金南说，因为要去全国各地开展地质考察，他常去农村走动，总能看到原有的江河湖滩被改造成了“水泥”滩，栽上了树。“看起来挺好的是吧，百姓可以到江边纳凉、观光。”但童金南指出，这种做法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担任环境资源界别委员的第一年，他专门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分管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跃跃。
此前，《人民政协报》在报道中提到，2023年，环境资源界委员共提交了政协提案160余件。据张兴赢了解，由于第一年很多新委员还不太熟悉，这一数据在第二年已经刷新到了600余件，“增加非常多”。
数字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委员均反复提及，每一个被正式提交上的提案、意见背后，都是他们多年工作与研究心得的体现。
“其实两会只是全年工作的一个窗口，很多提案都是平时长期工作调研的积累，不是两会期间短时间内能写出来的。”到环境资源界后的这几年，张兴赢的提案一直是关注如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以你说是界别的影响更大，还是工作领域的影响更大呢？我觉得两者都有，但可能还是跟我的专业背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这个领域关系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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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上一条“腿”
在政协委员们建言献策不受界别限制的前提下，该如何理解其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怀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环境资源界别的委员，也是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委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环境资源界成立前，相关领域的调研工作其实一直都在开展，主要由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推动。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最早设立于1998年3月，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组织委员进行经常性活动的工作机构。十四届全国政协除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外，还设有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
专委会与界别之间的联系从命名上即可窥探一二。
闵庆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每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委员们都会按照界别进行活动，但在大会结束后，“事实上是按照专门委员会来进行活动的”，每个专委会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固定联系的界别，农业界与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关系即是如此。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2023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十三届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发布的五年工作总结中提到，环境资源界增设前，人资环委长期存在着“工作开展无界别依托的问题”。换句话说，十三届全国政协虽然也与农工党、总工会、妇联界别开展了联系，但这种联系关系并不能很好反映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的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环资界设立前，原来人资环委员会没有固定的‘腿’。”闵庆文介绍，在两会以外的时间里，专委会通常会依托相关界别的委员开展调研和民主监督活动，如果有一个固定联系的专业界别，工作开展就有了基础。
张兴赢记得，环资界设立前，人资环委要组织调研工作，只能从各个界别中寻找相关领域的委员。当时在农业界的张兴赢，就曾担任过人资环委“气候变化读书群”的群主，2021年又受邀去上海、福建参加了人资环委组织的碳达峰、碳中和调研。
“所以在新一届委员组成名单公布前，我就大概知道自己要去环资界了。”张兴赢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上一届履职刚过一两年时，人资环委就曾向农委提出要人的想法，等到十四届设立环资界别时，一次他去全国政协开会，“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新的一届你大概率要调整过去了”。
据闵庆文观察，除了张兴赢这样关心气候问题的，本届增设的环资界别还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委员，有来自生态与环境领域的、能源与矿产领域的等，“角度完全不一样”，但研究的都是人口、资源、环境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
新界别设立这两年，在两会期间一场小组会讨论过后，张兴赢听到作为组长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开玩笑地说，“今天大家针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也深入，企业家、科学家、政府管理者都在场，这个提案提交之后也是我们几家部委办理，我看我们现场都把问题和解决思路讨论得很清楚了，现场就（完成）办公了。”
2024年3月6日上午，北京友谊宾馆，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环境资源界小组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欧青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谷树忠、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岳中明等委员继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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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新领域
在环境资源界设立前，政协最近一次增设界别发生在1993年的八届全国政协上，新增了经济界别。此后30年间，围绕政协是否要新设界别、新设什么界别，大家争论不休。
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卞晋平说到，1954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成立时，才有了“界”的提法，“教育界”“新闻界”“医药卫生界”三个界别最早出现。1978年，全国政协又增加了体育界别，取消了合作社界别，1983年增加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与“港澳同胞”界别，直至1993年经济界别增加，界别增设暂时告一段落。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增设法律界、农民界的呼声曾频繁出现在政协委员们的建议中。
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进行小组讨论时，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昌鉴提出“改变界别设置的建议”，坐在他旁边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也接话说，此前就提出过要单设法律界别的问题。李昌鉴回应说，“依法治国，法律界别当然应该设。”
但“环境资源界别”抢先一步。
为什么选择环境资源界，从政协委员们的关注点便可见一斑。202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谷树忠提到，通过对近10年来全国各级政协委员的提案进行研究，他发现，生态文明领域的提案始终占据较大比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们在每年全体会议期间提交的生态文明领域提案，能够占到全部提案的15%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20%。
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2025年1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刚刚公布了全国政协2024年度好提案名单，入选的60件好提案中，有7件直接事关生态环境。
在这些表象之下，闵庆文记得，新界别增设后的第一次会上，委员们之间就曾对新界别设立的原因进行过分析。在他看来，这背后体现出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闵庆文认为，无论是从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些国际议题，还是从林业草原、生态环境、水利、气象等政府管理部门设置，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环境资源都已然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对政协来说，仅设置一个专门委员会已经不够了。
闵庆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1998年3月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设立，与当时遇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无关系，“比如说黄河断流，森林、草原与湿地退化，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等等”。而在童金南看来，新设立的环资界同样面临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据童金南观察，最近十多年，环保的成效挺好，但“很多是靠政府投钱或援助（达成的）”，“从这几年调研的情况来看，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把环境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还有很多难点要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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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新解
在新问题的驱动下，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环资界别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闵庆文记得，2023年环资界别成立后召开的第一场小组会议上，委员们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沙漠架设太阳能板到底对生态影响几何。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在解决能源问题的同时，减少了地面蒸发，改善了局部生态，让沙漠长出了青草。也有专家提出，大量太阳能板产生的反射，可能造成近地气层空气温度的变化，改变大气环流。
“能看出来不同委员的专业背景都很强，但遇到一个新问题时，都用各自的知识进行解读，就需要严格的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了。”对于沙漠发展太阳能问题，闵庆文说，这一问题最终还要分析比较其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孰大孰小。
也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闵庆文提出，朱鹮保护区是否应当完全禁止人类活动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闵庆文解释，朱鹮作为中国生态保护领域内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其生存环境需要稻田和湿地，但依照现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朱鹮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不能有人类活动，如严格执行，就无法为朱鹮提供赖以生存的稻田，对其反而起到破坏性作用。
“所以可能需要重新认识自然保护地里的农业活动和农民行为，充分挖掘当地居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的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农业技术体系，也就是我们正在发掘与保护的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会上，闵庆文与来自自然资源部门的委员进行交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闵庆文高兴地提及，他2024年提交的《关于陕西汉中稻田-朱鹮系统申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提案》受到了国家林草局和陕西省政府的重视。
在一次次交流与争锋过程中，张兴赢感觉到，自己对环境资源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再只局限于生态环境污染机理、气候变化机理这样的科学问题，也对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制定、企业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怎样让政府管理与市场衔接这些现实问题有了具象认识。
张兴赢印象里，同十三届全国政协相比，过去两年，环资界别的活动明显增多，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将委员们聚在一起，“虽然我在广西挂职工作，还是经常通过视频参加全国政协的各种讨论，经常是我这边一参加视频会发言，就有在北京现场的委员拍照从微信发给我，点评我的内容”。
在委员之间的交流之外，他注意到，十四届全国政协还推出了一个创新性做法，即让联系不同专委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去委员单位走访。2024年4月，沈跃跃去中国气象局走访时，张兴赢特地从广西赶回了北京。
“以前大家总开玩笑说（政协）委员（的活动）是一年一次，常委是一个季度一次。”但从这些年的履职经历来看，闵庆文越来越感觉政协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与重要性，“对像我这样来自科研一线的委员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如何把委员履职和本职工作联系起来。”
（南方周末实习生胡怡对本文亦有贡献）配资炒股平台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