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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美俄进行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俄罗斯释放了包括三名美国人在内的16名囚犯，而8名分别被关押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维尼亚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回俄罗斯。被释放的美国人中有一名是32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现在，他是历史上最复杂的囚犯交换案之一的核心人物。
美国为了将这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其他人员带回美国，在三大洲展开了行动，涉及间谍机构、亿万富翁、政治权力人物，以及格什科维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母亲。周四上午10:30分，格什科维奇的母亲埃拉抵达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紧急会议，这是她的儿子被拘留的第 491 天，被关押在五千英里外的俄罗斯。她被告知要带上丈夫米哈伊尔和女儿丹妮尔参加三分钟的电话会议，电话结束时她得到了一条严格的指示：不要告诉任何人。
与格什科维奇交换的核心人物是瓦迪姆·克拉西科夫，他是一名职业杀手，曾在柏林公园光天化日下枪杀一名流亡者。他是俄罗斯最想要带回国的人。这名凶手曾对一名狱警说：“俄罗斯联邦不会让我在监狱里腐烂。”
《华尔街日报》在换囚后发布了一篇长文，揭秘了为期两年的秘密换囚谈判的幕后故事。
格什科维奇被抓
2023 年 3 月 29 日，格什科维奇抵达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叶卡捷琳堡，他来这里是为了采访一位消息人士，了解俄罗斯翻新运往乌克兰的坦克。他们计划下午4点见面。而自从他抵达，他的同事们就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格什科维奇抵达叶卡捷琳堡的早上，一位同事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嘿，伙计，祝你今天好运。”他回复到：“谢谢兄弟，我会告诉你事情进展的。”但这以后，格什科维奇失去了联络。当天晚上，他的电话仍处于关机状态。
伦敦、纽约和华沙的《华尔街日报》工作人员开始联系叶卡捷琳堡和莫斯科的联系人。一名记者设法联系上了格什科维奇的司机，司机停在了他预订的公寓旁，但只看到窗户漆黑一片，他说：“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另一名记者反复打电话给格什科维奇雇用的一位当地记者，他曾帮助安排一些采访，但现在这位记者似乎喝醉了，说话含糊不清。
莫斯科午夜过后，《华尔街日报》致电华盛顿的政府联系人，向国务院和白宫发送了消息。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回电时，他承诺：“我们会把他救回来。”
与此同时，该报不得不通知格什科维奇的母亲埃拉。她在费城的家中收到了主编利兹·哈里斯的短信，让她给她打电话。哈里斯说，她的儿子失踪了。埃拉非常震惊，问到：“我该怎么办？”
很快，她的直觉占了上风。埃拉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长大，她多疑又直觉敏锐。她开始浏览俄罗斯和美国的新闻，寻找关于儿子遭遇的线索。凌晨 3 点左右，新闻曝光时，她读到自己的儿子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莫斯科以东 900 英里的一家餐馆。
抓捕格什科维奇的行动由反情报行动部（DKRO）主导。该部门的官员会将外国记者追踪的确切新闻情报上报，并汇编成给普京的备忘录，上面标有“个人、机密”。备忘录会将部分描写普京的文章描述为华盛顿策划的“反俄行动”。
俄罗斯想要的“杀手”
自 2021 年以来，普京一直敦促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召回苏联-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瓦迪姆·克拉西科夫。他们两人关系非常亲密，甚至一起去过射击场。克拉西科夫曾告诉家人，普京“枪法很好”。西方情报官员猜测他曾是普京的私人保镖，俄罗斯分析人士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普京担任黑手党猖獗的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时候。
2019 年，克拉西科夫以“瓦迪姆·索科洛夫”的名字使用俄罗斯护照潜入柏林。然后，光天化日，在十数人的目击下，他在一个操场附近射杀了前车臣叛军指挥官甘戈什维利。这名光头、留着山羊胡子的枪手在试图摘下假发骑着电动滑板车逃跑时被捕，在整个谋杀案审判过程中，他几乎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告诉调查人员他的名字，直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格罗泽夫的保加利亚调查记者帮助揭开了他的真面目。普京后来表示，这名凶手是“出于爱国情绪”自行实施袭击的。
克拉西科夫被捕后关押于德国。2022 年，俄罗斯提出如果美国能让德国交出克拉西科夫，俄罗斯将释放之前逮捕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惠兰。白宫将这个想法告知柏林，但两国政府都不愿意为了一名普通美国囚犯而释放一名职业杀手。
就在被捕前几天，格什科维奇还给一位同事发短信：“他们一直愚蠢地要求他（指克拉西科夫），德国人显然不会答应。”但俄罗斯总统却不这么认为。年轻的普京曾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任职，当时西德还是美国的卫星国。现在，即使德国已经统一，普京也不认为德国会免受美国的压力和影响。
如果拜登政府不愿意用克拉西科夫来交换惠兰，那么他们或许会用一位美国主要报纸的记者来交换。所以之后，格什科维奇自己成为了交换克拉西科夫的核心人物。
沙利文成为关键人物
埃拉在格什科维奇被捕后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她接到了太多电话，都说不出话来，同时不停地在谷歌上搜索冷战以来第一位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外国记者的案件。她的儿子现在面临最高 20 年的监禁。她开始在一本绿色的记者笔记本上记录她的会议和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人的联系方式。在研究中，她注意到了柏林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名字，此人似乎与普京关系密切。埃拉想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被抓去成为交换此人的筹码了。
埃拉和普京同样都是在列宁格勒长大，大约在同一时期。她的妈妈是犹太人，曾在波兰担任战时护士，治疗过大屠杀幸存者。她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军医，1945 年抵达柏林。小时候，她注意到母亲从不哭泣，当父亲英年早逝时，她想方设法保住了家庭公寓。现在，如果埃拉想帮助儿子，她必须表现出同样的决心和智慧。
而在华盛顿，格什科维奇被捕的消息出现在拜登总统的每日简报中，而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分析人员则进行了“公平检查”，以确保他没有以某种方式为美国政府工作。很快，调查结果就出来了，格什科维奇被正式列为“非法拘禁”。这就让一个鲜为人知的联邦机构接手他的案件，该机构提供进入政府机构网络的渠道，以便悄悄解决绑架危机。
担任人质事务总统特使罗杰·卡斯滕斯在费城一家餐馆会见了埃拉，并告诉她自己曾在遥远的国家解救人质，并想方设法交换囚犯、解除制裁或撤销起诉。
埃拉观察着卡斯滕斯，他发誓要尽一切努力救回她的儿子，但直觉告诉她，他在最高层没有什么权威，也没有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埃拉给其他从俄罗斯回国的美国人打了电话，包括篮球运动员格里纳的经纪人。她了解到卡斯滕斯很少与总统见面，只在边缘地带努力提出想法。
相反，她儿子的档案与俄罗斯事务有关，将由杰克·沙利文严格控制，他是一位更加谨慎和精于算计的职业政策制定者。沙利文是约翰·肯尼迪内阁以来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悄然成为亨利·基辛格之后最有权势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地球上最理性的人”。
在他空荡荡的办公桌上，他放着被非法扣押在海外的美国人家属寄来的纽扣和明信片，与他工作的几位调解员都对沙利文对每个案件的了解之深印象深刻，尽管沙利文对案件不带任何感情。然而，他们也用同一句话来描述他决策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分析瘫痪”。
沙利文经常抽出时间来解读与绑架者及其行为类似的国家谈判的道德考量，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复杂。白宫则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个直截了当的信息：格什科维奇不是间谍，必须立即释放。
交易核心：纳瓦尔尼
那个月，卡斯滕斯走进乔治敦的一家餐厅，秘密地用另一个名字预订了座位，去见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克里斯托·格罗泽夫，这位保加利亚记者在柏林谋杀案发生后揭露了克拉西科夫的身份。格罗泽夫是世界上调查俄罗斯秘密行动的顶尖调查员之一，被俄罗斯通缉，住在美国。
这位记者拿出一张餐巾纸，向卡斯滕斯列出了两栏俄罗斯囚犯名单，美国可以用这些囚犯交换格什科维奇和被监禁的海军陆战队员惠兰。但在卡斯滕斯的计划中，重要的也不是格什科维奇，而是格罗泽夫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俄罗斯最著名的异见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2020 年，纳瓦尔尼因神经毒剂中毒而陷入昏迷，德国政府帮助他离开俄罗斯，救了他一命。格罗泽夫解释说，柏林愿意释放克拉西科夫，以换取纳瓦尔尼。而名单上的其他俄罗斯囚犯没有很重要，可以与被关押的美国人一起合并成一个大案子。
格罗泽夫说，问题在于，美国和德国其实都比彼此互相认为地更愿意推进这项道德上复杂的交易。他曾帮助说服希拉里·克林顿游说德国政府，阐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年。格什科维奇被捕后不久，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与拜登交谈，并解释说德国愿意为纳瓦尔尼交换囚犯。格罗泽夫告诉卡斯滕斯，这是一条途径，而卡斯滕斯会将这个想法转达给布林肯和沙利文。但华盛顿和柏林一想到释放一名职业杀手就会充满疑虑。他们必须想出非正式的方法来推进这一进程。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联系了柏林外长延斯·普洛特纳，讨论纳瓦尔尼的想法。普洛特纳警告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普洛特纳承诺将向德国总理舒尔茨提出这个问题。
舒尔茨当月与高级助手讨论了此事。舒尔茨说，将克拉西科夫释放给纳瓦尔尼在政治上会很困难，但这是可能的。舒尔茨曾在 2020 年见过纳瓦尔尼，还告诉助手纳瓦尔尼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然而，释放克拉西科夫意味着推翻德国政府律师起草的反对交换的法律意见。柏林需要的是政治掩护，让保护德国的超级大国美国提交正式请求。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谈判实力，俄罗斯无法知道总理对释放普京的杀手的态度有多开放。
同月，舒尔茨的幕僚长沃尔夫冈·施密特在距离谋杀现场约一英里的办公室会见了一群《华尔街日报》记者和编辑，并传达了这一消息。他说：“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
母亲埃拉的努力
格什科维奇被关在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每天要被单独监禁23个小时。格什科维奇不在牢房时，会被叫到首席调查员希日尼亚克的审讯室。
他无法与美国大使馆官员见面，只能通过经过审查的信件与外界保持联系。一位曾在非洲被拘留的记者写信告诉他：“永远不要吃腐烂的食物，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住处一尘不染。”
而格什科维奇寄出的第一封信于4月寄到，长达两页，是手写的俄语。“妈妈……我正在努力写作。也许，最终我会写出一些好东西。” 他最后写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写信给我吧。”
埃拉每周都给埃文写信，讲述一个家庭在俄罗斯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反犹主义中幸存下来的历史，表示“现在轮到我们了。”去年 4 月，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埃拉冲到拜登总统面前，握住他的手，恳求他：“只有你能把我儿子带回家。”
6 月，埃拉和丈夫米哈伊尔前往莫斯科参加儿子的上诉听证会，无视FBI告诉他们可能也会被逮捕的警告。法庭摄像机拍下了一段简短的对话：母亲站在玻璃笼子里的儿子旁边，格什科维奇笑着歪着头，埃拉告诫他写信时要多加小心，她说“他一直在取笑我。他总是这样。”
为了证明儿子的良好品格，埃拉同意接受审讯。她独自一人在等待室里，看到人们在一块有色玻璃后面注视着她。然后她被带到了儿子的审讯员希日尼亚克的办公室，埃拉在她的绿色羊毛衫上别了一个大徽章：“释放埃文。”
对埃拉的审讯长达四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希日尼亚克说格什科维奇在大学里被招募为间谍。埃拉反驳道，不，他不是。当埃拉从监狱出来时，米哈伊尔说她已经待了很久了，他担心她被捕了。
在他们从莫斯科返回美国之前，这对夫妇被拦下，并被要求上交护照。他们的俄罗斯签证被取消了。
释放格什科维奇的运动似乎正在全力以赴。时代广场十层楼高的数字广告牌上，以及纽约大都会队和阿森纳队体育场的横幅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埃文是阿森纳球迷。在参议院，两党领导人都要求释放他，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议会也支持这一要求。美国和欧洲各地记者的西装外套上都别着“释放埃文”的字样。
6 月，俄罗斯又带走了两名美国公民，其中包括另一名记者、自由欧洲电台编辑阿尔苏·库尔马舍娃，他后来被指控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的“虚假信息”。拜登在7月发表了看法，他告诉记者：“我对交换囚犯持认真态度，我会尽一切努力释放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国人。”
9 月，《华尔街日报》出版人拉图尔帮助埃拉进入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在曼哈顿西普里亚尼举办的晚宴上的“非常非常重要人物”栏目，拉图尔是大西洋理事会的董事会成员。拉图尔的计划是拦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但当埃拉正在查看大使的照片时，她抬头看见了舒尔茨。
埃拉走上前来请求舒尔茨帮助解救她的儿子，舒尔茨立刻明白了她是谁，但不得不迅速离开。舒尔茨回答道：“我们正在提供帮助。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
短暂的会面让埃拉对幕后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她将这次会面转达给了卡斯滕斯的办公室。卡斯滕斯则向保加利亚记者格罗泽夫询问了舒尔茨幕僚长的电子邮件地址。卡斯滕斯被要求暂缓联系柏林，但他会说德语，曾在那里生活过，也并不总是愿意服从命令。他联系了总理府，总理府表示可以达成协议。但这需要正式申请。卡斯滕斯向布林肯透露了这一点。
美国毫无诚意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致电德国外长普洛特纳。德国政府内部仍未达成共识，德国外交部长和其他政府部门仍心存疑虑。柏林希望美国正式提出合法请求，打破僵局。
与此同时，白宫试图看看俄罗斯是否会接受一批被判非暴力罪名的俄罗斯人。问题是，美国监狱系统关押的俄罗斯人很少，克里姆林宫可能想要的俄罗斯人很少。11 月，华盛顿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四名俄罗斯军方和外国情报机构的卧底特工，他们被关押在欧洲。
华盛顿的提议旨在继续谈判，但莫斯科却感到失望。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情报官员给格罗泽夫发短信，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能用克拉西科夫换取格什科维奇？俄罗斯已经决定判处他 16 年有期徒刑，为什么不认罪换人呢？
对埃拉来说，华盛顿毫无诚意。她决定去福克斯新闻投掷一颗手榴弹。她用早已在脑海中排练过的声音缓慢而慎重地说道：“已经 250 天了，埃文还没有回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做到。”
特使卡斯滕斯对这一举措表示赞赏，并表示将向其他家庭展示这一举措，作为向白宫施压的范例。当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国已向俄罗斯发送了“多份关于格什科维奇的提议”，但均未被接受。俄罗斯人坚持认为此类会谈应在公众监督之外进行，他们对违反礼仪的行为感到震惊。
埃拉本想尝试推动一些事情，但浏览俄罗斯媒体后，她担心自己已经导致谈判破裂。几天后，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打开了扩音器。美国支持格什科维奇的行动实际上正在淹没他并抹黑他。”
俄罗斯开出价格
自从两年前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很少接受提问，但终于在去年12 月的年终会议上面对了媒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兼格什科维奇的朋友设法提出了一个未经审查的问题：为什么埃文没有被释放？
普京在回应中首先表示，他不知道几个月前逮捕的那名记者的详细信息，问到“你的同事是奥地利机构的？”然后针对拜登政府发出了一条神秘的信息。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但我再说一遍，美国方面必须听取我们的意见，并做出适当的决定。一个也让俄罗斯方面满意的决定。”
柏林和华盛顿显然已经领会了其中的潜台词。当沙利文再次询问德国外长是否可以将克拉西科夫摆上谈判桌时，他得到的答复是：还不行。但在柏林，舒尔茨开始采取行动，告诉内阁成员，他最终会收到美国的正式请求，讨论涉及克拉西科夫的交易，无论他们有何疑虑，他都会承担责任。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担心释放克拉西科夫会招致绑架更多人质，但布林肯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说服她相信其中的道德逻辑。
今年 1 月，埃拉飞抵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幕僚长施密特会面，寻求帮助，埃拉说施密特有解决问题的钥匙。施密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承诺提供帮助。同一天，舒尔茨和拜登通过电话商讨在白宫开会讨论此事。到 2 月 2 日，列车开动了。舒尔茨告诉拜登：“为了你，我会这样做。”
意外的新对话者
就在柏林和华盛顿概述了协议如何运作时，莫斯科却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新对话者——塔克·卡尔森。普京接受了这位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的采访请求，并在莫斯科接受专访。
卡尔森告诉普京的助手，他计划在采访期间当场要求普京释放格什科维奇。如果一切顺利，他将乘坐飞机将埃文送回家。一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官员告诉这位电视主持人，这将是一个“好主意”，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反响。
在与普京两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卡尔森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这家伙显然不是间谍，他只是个孩子。”“他被当作人质交换……也许俄罗斯这样做有损其地位。”普京表示反对，然后首次公开说明他想要遣返的人选：“一个在美国盟国服刑的人。”
采访结束后，普京带着卡尔森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参观时间已接近午夜，电视评论员将话题转回到格什科维奇身上：“你为什么这样做？……这对你有害。”普京抱怨说问题出在华盛顿。他说，俄罗斯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记者的要求。普京对美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将他带回国感到遗憾。
采访播出当天，观看量达到 2 亿次。当天，舒尔茨飞抵华盛顿，径直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没有记录员，也没有助手。在与拜登长达一小时的会谈结束时，两国领导人正式达成一致：两国将探讨以克拉西科夫为核心的协议，以释放包括纳瓦尔尼、格什科维奇和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惠兰在内的众多囚犯。
意外发生
几个月前，纳瓦尔尼的想法就已经传到了普京的耳中。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一直要求会见卡斯滕斯，尽管这位特使被劝阻没有参加这次会面。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后，两人都来到特拉维夫，他们见了面，卡斯滕斯提出了与纳瓦尔尼进行更大规模交易的想法。
会面几周后，阿布拉莫维奇发来信息，令人惊讶地表示：“普京持开放态度。”卡斯滕斯将此消息告诉了白宫，白宫要求他停止处理与俄罗斯有关的案件。
2 月 16 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政府首脑、高级安全顾问和情报负责人抵达慕尼黑参加安全会议。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获悉了即将进行的贸易，他将与西方各国情报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格罗泽夫也来到慕尼黑，与德国官员会面，了解即将达成的协议的轮廓。与他一起的还有纳瓦尔尼的核心圈子成员。卡斯滕斯虽然不在正式的出席名单上，但也在慕尼黑举行会议，推动事态发展。
此时，意外发生，纳瓦尔尼突然死亡，年仅 47 岁，死因不明。克里姆林宫没有解释他的死因。
埃拉和米哈伊尔正赶着乘坐美铁前往华盛顿参加白宫简报会，了解即将达成的释放他们儿子的协议。这时，她看了看手机，看到一连串短信：交换的核心已经失败。在白宫的会议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低着头，避免与人目光接触。他小心翼翼地向埃拉和她的丈夫米哈伊尔解释说，他一直怀疑涉及纳瓦尔尼的协议能否成功。但他说，一切还不算完。德国已经同意参与。沙利文表示：“我能看到一条道路。”
在世界舞台上，拜登、舒尔茨和欧盟领导人都在谴责普京。在CIA，中情局官员和分析师试图弄清这起死亡事件以及它对交换意味着什么。
拜登政府对是否以及如何继续推进存在分歧。迅速重返谈判桌可能会让美国看起来太急于达成协议。在匆忙进行囚犯交换之前，他们是否需要给德国时间？
谈判继续
到 5 月，德国联邦情报局开启了与俄罗斯的谈判渠道，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如果他们要释放克拉西科夫，柏林将希望俄罗斯释放尽可能多的政治犯和面临严厉判决的德国人。其首席负责人、前检察官菲利普·沃尔夫 (Philipp Wolff) 在柏林以古怪但迷人的谈判策略而闻名。
埃拉当月第二次参加白宫记者晚宴，她加入了拜登的握手队伍，传递了另一条秘密信息，这次信息更加具体。卡斯滕斯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告诉她，让拜登给德国领导人打电话，推动事情向前发展。她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她，如果舒尔茨做出承诺后反悔，那就不好了。为了陈述自己的观点，她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她对总统说“我们需要更多，你能给舒尔茨总理打电话吗？”拜登说他已经打了电话。站在总统旁边的布林肯低下头，然后温和地澄清说，他们会打电话的。
两天后，拜登总统致信舒尔茨，正式请求向内阁提供达成正式协议所需的机制。德国的幕僚长施密特说：“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6 月和 7 月，美国情报官员在中东各国首都与俄罗斯同行会面，而德国谈判代表也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在7 月的北约峰会上，沙利文抓住机会与美国要求释放俄罗斯间谍的欧洲盟友私下交谈。“我们快做到了，你们做得非常好。”他对一个代表团说。计划已经制定，随时可以实施。
最终达成的协议规模和复杂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协议涉及格什科维奇和克拉西科夫，还有另外两名被监禁的记者、俄罗斯政治犯、四名德国人以及来自斯洛文尼亚、挪威和波兰的卧底间谍。中情局局长亲自飞往交换地点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机构头目讨论后勤事宜。与俄罗斯的协议很脆弱，一次意外的泄密就可能毁掉整个协议。
当埃拉回去见沙利文时，她注意到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正看着她的眼睛，她知道交易即将来临。当俄罗斯突然将她儿子的审判缩短为三天时，她懂了。7 月 19 日，她整夜未眠，直到看到儿子被定罪的第一张照片，他站在挤满人的叶卡捷琳堡法庭的玻璃箱里，憔悴而疲惫，法官判处他 16 年有期徒刑，他无动于衷地看着。然后，他通过律师转述了一个笑话，他的母亲听到了：他期待更多。
俄罗斯联邦需要完成最后几项“礼仪”，以处理这位俄罗斯最著名的囚犯。首先，他将被允许带着他在拘留期间写下的文件、潦草的信件和他辛苦撰写的一本书离开。但首先，他们还需要他提供另一份文件，即一份正式的总统赦免请求。这份文件应该写给普京。
打印出来的表格上有一长段空白，囚犯可以随意填写，或者干脆留空，正如预料的那样。格什科维奇用他在 16 个月的监禁中磨练出来的正式俄语填满了这一页。最后一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获释后，普京是否愿意坐下来接受采访？
而本周四，格什科维奇回到了美国，飞机降落在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与母亲埃拉激动拥抱，拜登和哈里斯也迎接并拥抱了他。历时超过18个月的交换协议谈判画下句号。
